观书有感二首（其二）

这首诗是借助形象说理的诗。它以泛舟为例，让读者去体会与学习有关的道理，富有哲理情趣。“昨夜江边春水生，艨艟巨舰一毛轻。”因为“昨夜”下了大雨，“江边春水”，万溪千流，滚滚滔滔，汇入大江，所以本来搁浅的“艨艟巨舰”，就如羽毛般那浮了起来。“向来枉费推移力，此日中流自在行”，说往日舟大水浅，众人使劲推船，也是白费力气，而此时春水猛涨，巨舰却自由自在地飘行在水流中。诗中突出春水的重要，所蕴含的客观意义是强调艺术灵感的勃发，足以使得艺术创作流畅自如；也可以理解为创作艺术要基本功夫到家，则熟能生巧，驾驭自如。这首诗很可能是作者苦思某个问题，经过学习忽然有了心得后写下来的。

《观书有感二首》明显具有如下特点。一、意象鲜活，化笔神工绘就自然美景并深契自然之理。其一描绘的是这样一幅图景：在风和日丽的季节里，诗人来到半亩见方的池塘旁留连徘徊欣赏这悦人的美景，只见池水清澈澄碧好似打开盒罩的一面明镜，光亮照人，徜徉游动于池塘上空的阳光与白云倒映在这一泓碧水中，摆动不止，带给人们生命的动感，让人产生美的遐思。诗人驻足观赏，不禁心生疑问：这看似静止的池塘其水怎么会如此洁净如此清丽诱人。原来是有源头活水不断地流淌补充进来，使池水永不污浊永远澄碧照人。诗作写景意象优美，道出了大自然的美的真谛。其二描绘的则是一幅动态的江上春航图：昨夜春潮初涨，江面上升，水大流急，往日常常搁浅于江边的蒙冲巨舰今天也犹如羽毛飘浮，显得是如此轻盈。回顾江水低浅之时，船夫们虽然竭尽全力费尽周折去拉纤、推移，也依然是白费力气，船只难以前进，今日江水充盈，巨船驰骋于江心，无须外在的推拉之力也能够昂首挺胸地向前航行。这两首诗全以形象思维来说话，没下一句理语而道理自然寓于其中，其一以半亩方塘、天光、云影、活水为意象，通过池水长清不腐表现出了流水不腐，户枢不”的自然至理；其二则以江边、春水、巨舰为意象，通过水涨水落船行船止的日常现象展现出了这样一条自然规律：万物运行各有其理，条件不成熟时无论如何劳作也是徒劳无益，只有条件成熟才会优游自如、水到渠成。二、言近旨远，物秉理成，诗作既含自然规律于诗内，更寓读书进学之理和儒家义理于诗外。朱熹这两首诗名为《观书有感》，正是他观书有得欲借诗阐发某种事理的表现，从中可以看出观书是因，有感是果，写景只是抒发感触的实现手段，他是在借景语代理语而说理，因此他决不是为写景而写景，他在表现自然之理的背后更有阐发读书进学之理和儒家义理的意图。对他的这两首诗在作写景层面解读的同时更应作文化层面和哲理层面的解读。

从文化层面上对《观书有感二首》似乎可作这样的理解：其一所写方方正正的池塘指代翻开的书本，光照池水明亮如镜则指人们读书学习可以以书为鉴，通过观书来知得失、开始内心的反省，池水澄澈能够见底始终不陈腐不污浊，其根源在于源头的清水一直在汩汩不停地注入，这是比喻某些知识内容之所以在人的脑海中具有清晰的镜像正是由于人们学问修养的积累已达到了相当的程度，泉思如涌，灵感自然不断迸发出来，把最难懂的问题搞清楚了，其他问题自然就会迎刃而解。其二涉及创作时的才力学识和运思于笔的辩证关系问题，钱锺书云：“有学而不能者矣，未有能而不学者也。大匠之巧，焉能不出于规矩哉。”当人们才力学识不逮时，强行下笔必然是捉襟见肘、文笔艰涩，即使加力书写也只会是蜗走龟行般地缓慢，写成之文也定然句意肤浅。要避免笔不称意的情况发生，就必须要饱学博览、厚积薄发，只有充盈于中，才会轻盈于外，从而达到任我挥遗的佳境。朱熹在这首诗中一方面表现出他悟道时豁然开朗的愉快心境，另一方面也在这里以泛舟为喻说理，说明时机不成熟，只会是事倍而功半；只有时机成熟时，才会事半而功倍。

朱熹是南宋学人中学问最广大精深之人，与陆九渊只注重心性功夫而不注重知识学习不同，朱熹很注重道问学，重视知识学习的循序渐进。朱熹虽然十分强调道问主张人们应当主敬涵养”格物致知”，但是读书也并非朱嘉的最高指向，向儒家圣贤看齐才是他的终极追求。他不是为了读书而读书、也不是为了写诗而写诗，他说：“道者，文之根本；文者，道之枝叶。”他的治学及文学活动的目的都是为了明道，他最为仰羡的就是要达到圣人之思，要达到圣人的至上境界。他认为一个人只有境界高了，才能符合儒家的道德伦理要求，才能出言为圣，立行为贤，才能无往而无不往，《观书有感二首》即包含有这样的儒家义理：其一是指只有闳于中才能肆于外，没有高远的圣贤境界就不能使自己时时事事尽合圣贤之道；其二是说一个人穷理求真的功夫不到，明善致知的圣人境地没有实现，即使他有心向善也依然距离儒家的教化要求相距甚远，只有境地高远，人生才会挥洒自如。可见，这两首诗中既包蕴了自然之理和读书进学之理，还包蕴了儒家伦理学追求之大义真味发溢，理趣浑然，不下理语不入理障而诗理自显。钱锺书在谈到唐宋诗的区别时说：“唐诗多以丰神情韵擅长，宋诗多以筋骨思理见胜。”诗歌不能无理，长于思理井非宋诗之过，问题是因受宋代理学泛滥的影响，不少宋诗流于空发议论，字里行间充塞的是空洞拙劣、令人生厌的说教，诗歌创作全不用形象思维来构思，变成了“语录讲义之押韵者”（《朱子语类》卷一百一十），不能给人以审美的熏陶和享受，这些完全以抽象理语说理的诗歌丧失了艺术韵味而坠入了“理障”“理臼”之中。明代胡应麟就称宋代理学大师程颢、程颐、邵雍的诗为“程邵好谈理，而为理缚，理障也”。对他们的诗作只有干巴巴的理学说教而缺乏美的形象的状况表示不满。作为理学集大成者的朱熹的诗作中也有一些干巴说教空谈义理之作，但他毕竟才情学识过人，其诗虽以谈理为宗，却全用形象之笔，诗作意趣盎然，实现了情、景、理的统一，首次提出“理趣”一词。包恢在《答曾子华论诗》中认为状理诗之优秀之作应为“状理则理趣浑然”，有意趣是诗歌说理的先决条件。要使诗歌既有理又有趣，就必须理寓物中，物包理内，物秉理成，理因物显。理与形象应当交互渗透融化，理不应脱离诗的艺术审美特征，“理之在诗，如水中盐，蜜中花，体匿性存，无痕有味，现相无相，立说无说。所谓冥合圆显者也。”具体来讲，应当化抽象为具象，因一物见万物，用形象思维的手法来表达抽象的义理，也就是应当“举万殊之一殊，以见一贯之无不贯，所谓理趣者，此也”，朱熹此两首诗平淡自摄”真味发溢”（《朱子语类》卷一百四十·论文下诗），通篇没有适怀之句而又通篇全为有感适怀而作，全无理障尽得理趣，正是深得作诗真昧的理趣盎然之作。

《观书有感二首》所蕴含的道理属于美学原理范畴，其一首的说理角度是欣赏美，其二首的说理角度是创作美，这种美学原理是带有一定普适性的。例如：如果读者抛开诗歌本身的描述对象，完全可以把这种道理引申开来。比如，如果将“书”理解为“书本”，而且书本的内容不是泛泛的包括诸如医书、哲学书、史书、科技书等等，而是仅仅就文学内容诸如诗词曲赋散文等等体现文学艺术美的方面，那么，也可以认为“源头活水”表达了“不竭的文思”，而“一夜春潮”则表达了“文思勃发”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