堂西长笋别开门，堑北行椒却背村。
梅熟许同朱老吃，松高拟对阮生论。
行椒：成行的椒树。
朱老：与下文的“阮生”都是杜甫在成都结识的朋友，喻指普普通通的邻里朋友。
阮生：后世常与“朱老”连用成“阮生朱老”或“朱老阮生”作为咏知交的典故。
厅堂西边的竹笋长得茂盛，都挡住了门头，堑北种的行椒也郁郁葱葱的，长成一行却隔开了邻村。
看到园中将熟的梅子，便想待梅熟时邀朱老一同尝新；看到堂前的松树，便想和阮生在松下谈古论今。
这组诗当作于唐代宗广德二年（764）春。唐肃宗宝应元年（762），成都尹严武入朝，蜀中发生动乱，杜甫一度避往梓州（治今四川三台）。次年安史之乱平定，再过一年，严武回到成都再次镇蜀。杜甫得知这位故人的消息，也跟着回到成都草堂。这时杜甫的心情特别舒畅，面对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情不自禁，欣然命笔，写下了这一组即景小诗。明末王嗣奭《杜臆》说这组诗“盖作于卜居草堂之后，拟客居此以终老，而自叙情事如此”。
第一首先写草堂，举其四景：堂西的竹笋，堑北的行椒，园中的梅子，堂前的松树。诗人处在这远离闹市的幽静环境之中，因看到园中将熟的梅子，便想到待梅熟时邀朱老一同尝新；因看到堂前的松树，便希望和阮生在松荫下尽情地谈古论今。从中可以看出诗人对草堂的爱赏，以及他对生活的朴素要求。他久经奔波，只要有一个安身之地就已经满足了。显然，这首诗虽属赋体却兼比兴，于平淡的写景叙事中寓含着诗人的淡泊心情，以作为组诗之纲。当时杜甫因好友严武再次镇蜀而重返草堂，足证严武在诗人心目中的重要地位，但这里他所想到的草堂的座上宾却不是严武，而是普普通通的朱老和阮生，可见诗人当时的心境和志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