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延寿画欲通神，忍为黄金不顾人。
马上琵琶行万里，汉宫长有隔生春。
王昭君：西汉南郡秭归（今湖北兴山县有昭君村）人，名嫱，字昭君。元帝时被选入宫。竟宁元年（公元前33年），匈奴呼韩邪单于入朝求和亲，她自请嫁匈奴。
“毛延寿”二句：《西京杂记》：“元帝后宫既多，不得常见，乃使画工图形，案图召幸之。诸宫人皆赂画工，……独王嫱不肯，遂不得见。匈奴入朝，求美人为阏氏，于是上案图，以昭君行。及去，召见，貌为后宫第一，……帝悔之，而名籍已定。帝重信于外国，故不复更人。乃穷案其事，画工皆弃市。籍其家，资皆巨万。画工有杜陵毛延寿，为人形，丑好老少，必得其真。……同日弃市。”传说汉元帝命画工毛延寿为宫女画像，昭君因不肯贿赂，被图为丑。后元帝命其远嫁匈奴时，后悔莫及，因杀毛延寿。毛延寿（？―公元前33年），杜陵（今陕西西安市三兆村南）人，善画人形，好丑老少，必得其真。通神：谓画技神妙。
马上琵琶：据石崇《王明君词序》：“昔公主嫁乌孙，令琵琶马上作乐，以慰其道路之思，其送明君，亦必尔也，其造新曲，多哀怨之声。”明君，即昭君，晋避司马昭讳，改称明君或明妃。
“汉宫”句：谓昭君纵有春风面，可惜远嫁匈奴，汉宫中永远见不到她，如同隔世也。隔生：隔世。
毛延寿善画美女，他的画真能通神。他贪图的只是黄金，他只认黄金不认人。
王昭君马上弹着琵琶，怨愤地踏上沙漠行程。君不见那汉朝宫廷，长有隔生春的怨魂。
据《旧唐书·李商隐传》载：“（开成）三年入朝，京兆尹卢弘正奏署掾曹，令典笺奏。明年，令狐绹作相，商隐屡启陈情，绹不之省。”开成四年（839年），令狐绹不省陈情，使李商隐沉沦使府，从此远涉天涯，永无还朝的希望，恍如隔世之人，无异于昭君出塞，一别长绝。故诗人托王昭君以自寓而作此诗，诗或大中二年（848年）桂州返京溯江入蜀，途经秭归昭君村作，或晚年咏史之什，无可定编。
王昭君的故事，是中国历代诗人爱用的题材，其主旋律可用“昭君怨”三字概括。当然，诗人咏昭君，主旨也不一样，都是借题发挥。李商隐这一首《王昭君》，意在讽刺汉宫，同时又借王昭君以致慨。
其一，关于讽刺汉宫之喻意。首二句讽毛延寿，为讽刺汉宫作铺垫。后二句以“马上琵琶行万里”点明“昭君怨”，也是为末句作铺垫：“汉宫长有隔生春”才是诗人的重点。有汉宫，才有毛延寿式的画家；有汉宫，才使昭君马上琵琶，行程万里；有汉宫，就会有昭君式的悲剧。全诗重点正是讽刺汉宫的绝灭人性，是“隔生春”的地狱。中国历代多悲剧，故文人尤喜咏昭君。石崇的《王昭君词》重点在同情昭君的命运：“哀郁伤五内，泣泪湿朱缨。”“昔为匣中玉，今为粪上英。朝华不足欢，甘与秋草并。”杜甫的七律《咏怀古迹五首·其三》亦是如此。大约有了杜甫此作，故李商隐不作同类之诗。他的《王昭君》就把讽刺矛头对准了汉宫。“汉宫长有隔生春”，“长有”两字，表明了李商隐对宫廷中的悲欢离合有超出常人的见识。诗人从王昭君的命运，已认识到汉宫“隔生春”的本质。这与《红楼梦》中元妃省亲时所说宫廷“不是人去的地方”有异曲同工之妙。在李商隐之后，王安石写过《明妃曲二首》，企图为明妃翻案，“君不见咫尺长门闭阿娇，人生失意无南北”，似乎王昭君的命运比阿娇好。其实，这一案翻得不好，阿娇的悲剧，是王昭君悲剧的另一种形式而已。阿娇、昭君的命运，都证明李商隐“汉宫长有隔生春”的说法。
其二，借王昭君以致慨之意。毛延寿之颠倒妍媸，蔽贤欺君，恰如商隐所遭遇党人之各私其党、排斥异己、打压贤能。首句言毛延寿画工“欲通神”，借指牛党中如令狐绹辈“言能通天”。二句明言毛延寿贪图黄金，实为感叹令狐绹只为一党之私利而不能奖拔贤才。三句以明妃自况，言己之沉沦使府，桂管、徐州、梓潼，一生漂泊，于今又往返江东，不啻万里明妃也。四句言明妃生前之艳容尚留汉宫，然为人省识、珍惜，当在隔世之后。自己今生今世已无望于朝籍，唯“声名佳句在”，或来生隔世而为人所知也。“隔生春”一句无论理解为青冢上的草色，还是长留汉宫的“画图春风面”，关键在“隔生”词。昭君死后坟上方生春色，可指诗人才华当世无人赏识；若谓“春”乃“春风面”之意，那么春风面在当时宫中无人赏识，必待人去魂消方受重视，两者所指不同而所喻无异。这不仅是昭君的不幸，也是一切志士才人的悲剧。“声名佳句在，身世玉琴张”（《崇让宅东亭醉后沔然有作》借王昭君故事，李商隐发出了自己的感慨。